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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的中国路(图)

时间:2019-05-04 19:29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在此之前,英国人罗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已为体外受精技术努力工作了十几年。 同一年的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1批大学生刚刚诞生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诞生。在此之前,英国人罗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同事已为体外受精技术努力工作了十几年。

  同一年的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1批大学生刚刚诞生。作为其中一员,刘平走进医学院大门。但她直至1982年大学毕业,仍不知世上已有试管婴儿这一技术。

  1984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与人体胚胎学专家、原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刘斌共同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培育试管婴儿的小组。也就在这个时候,刘平才第一次从导师那里知道了试管婴儿的概念。

  “当时听老师讲完试管婴儿的原理,觉得这个技术是可行的,应该能成功。”刘平这样描述与试管婴儿概念的第1次接触。随后的日子,张丽珠和刘斌带领的这个小组便进入了缓慢而细致的探索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正火热,小组的这项辅助生育技术研究方向,在那个大环境下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时,小组经费支持基本来自于北医三院院方。

  配合研究的供体来源也是一大问题。相比容易获取的精子,试管婴儿试验的第一道槛就是如何取卵子。这是一项创伤性操作,当时需要开腹才能接触到卵巢。因此,来北医三院诊治生殖系统问题的女患者里,遇上有需要做妇科手术的,张丽珠就会尝试跟她们沟通,讲试管婴儿技术的原理,了解她们的意愿,偶有一名患者同意,研究小组就获得了一次试验机会。

  在给患者做妇科手术时,小组成员才能顺便接触患者卵巢,用取卵针取出卵泡液——卵细胞就在其中。如何保存这卵泡液并无经验可循,小组成员当时拿吃饭用的保温盒,兑了接近人体体温的37摄氏度的水,将卵泡液存在保温盒里,再想下一步打算。

  “我们那时一穷二白,和国外的试管婴儿技术根本没法比。”主持试管婴儿试验、现年89岁的张丽珠告诉记者。

  当时的医院少有科研。即使是北医三院这样的大医院仍未配备实验室,从医院手术室里取出来的卵泡液需要送到附近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

  在此前的学习中,老师和学生们只接触过动物的胚胎和生殖细胞,对于人的卵子、精子并不了解。“一开始连卵细胞都不认识。”刘平说,取好的卵泡液,一路小跑送到大学实验室,却发现连卵细胞都找不到。

  1984年,张丽珠和刘斌带着学生们在显微镜下分辨人类卵细胞。彼时,英国的首例试管婴儿已经6岁。

  当时国际上的试管婴儿技术主要是通过腹腔镜看卵巢表面有没有卵泡,然后取卵进行体外授精。但张丽珠发现,中国的不孕病人(特别是在北方寒冷地区的病人)病理检查证实,1/3的输卵管不通是由于结核所致,表现为盆腔粘连,使卵巢不能暴露,根本看不见卵泡。张丽珠于是提出改变策略:在治疗盆腔疾病手术的同时取卵,即便取不到卵,也可以顺便解决盆腔疾病,如卵巢囊肿和输卵管阻塞。经过摸索,实验小组于1987年3月基本建立了技术原则。

  成功识别并从卵泡液里分离出卵细胞后,小组成员便开始在培养皿中混合精子与卵细胞,正式进行体外受精试验。

  当时用的培养液全部照搬国外文献。“只知道文献里的各试剂用量,但对于配置工艺一无所知。”刘平介绍说,尽管如此,这样照猫画虎的试验大家仍格外谨慎。

  体外受精试验屡试屡败,时间已经到了1985年。依然是对每一个病人的沟通争取,依然是甩着温度计兑37摄氏度温水,依然是抱着保温盒在医院和大学之间奔走,但这时候的张丽珠已经不时往来于国外学术会议之间。她开始往回带试验用品——国外的取卵针、培育体外受精的培养液。1985年10月,北京医科大学(1985年由北京医学院更名而来,现名北大医学部)组织胚胎教研室,精子和卵细胞终于在培养皿中结合,体外受精宣告成功。

  这件事对小组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媒体报道也使试管婴儿这一概念第1次在中国被大众所知。

  国家的七五科研计划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对小组研究进行支持。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开始了。1986年,张丽珠和刘斌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因为担心背负“和计划生育政策对着干”的“骂名”,他们打出了“优生”旗号,课题名为“优生——早期胚胎的保护、保存和发育”,实际上就是做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其成功的标志是试管婴儿临床妊娠成功。同年,试管婴儿技术列入国家七五攻关项目,张丽珠为技术负责人。

  课题协作组由3个单位组成:北医三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生殖和遗传研究中心、协和医院。

  从体外受精首次成功开始,小组的科研便进行到下一阶段——将受精卵移植到子宫内,期待受体成功妊娠,诞下婴儿。这个时候,由于主动前来要求试验的病人大增,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也加大,试验机会多了很多。

  1987年,对于张丽珠本人和中国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的夏天,由张丽珠亲手植入的4枚受精卵,在来自甘肃的39岁不孕患者郑桂珍的子宫中着床。

  1988年3月10日上午,医院决定做剖宫产。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中国人真切地看到了试管婴儿技术给不孕患者带来的生育能力。当天来了很多记者,张丽珠一度压力很大,甚至担心孩子生出来是兔唇或者其他畸形。

  当天8时56分,中国大陆第1例试管婴儿诞生了。孩子出生体重3900克,身长52厘米,正常。第一例试管婴儿取名郑萌珠,名字被赋予了特殊寓意,“萌”是开始的意思,“珠”是感谢张丽珠。

  郑萌珠是北医三院的第13例试管婴儿试验。北医三院当时做了32例,成功了2例。1988年5月27日,第2例试管婴儿也在北医三院出生。

  同课题组的湘雅医院的卢光医生也采取手术修复卵巢同时取卵的方法,成功孕育出了试管婴儿。在1988年6月5日和6月7日,分别诞生一女一男2名试管婴儿。

  除了第2例试管婴儿后来和医院失去了联系外,第1例试管婴儿郑萌珠、第3例试管婴儿章皿新、第4例试管婴儿罗优群都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巧合的是,三人2006年一同考上大学,2010年全部大学毕业。

  取得首例成功之后的北医三院小组成员着力于提升成功率,改进技术,这之后的试管婴儿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整体发展,稳步推进。

  目前,中国大部分具有试管婴儿技术资质的医院,在医疗硬件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已经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至于手术成功率,由于中国和欧美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一些国家以婴儿顺利出生作为标准,中国大多数医院以胚胎着床发育作为成功标准),两者很难比较。

  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时,张丽珠怀抱婴儿满脸笑容的照片在2010年诺贝尔奖公布后,刊发在中国各大网站的头条,这张照片作为中国试管婴儿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纪念,也被放大,挂在北医三院生殖中心墙上的最显眼的位置。

  全世界人群中,平均10%的人有不孕难题,这样的比例放在中国的人口基数下,变成一个庞大的数字。

  作为一个生殖医学专业的医生,刘平说,上世纪80年代刚刚接触生殖医学时,已经知道人群对生殖医学的需求。但在那个年代,计划生育与经济发展是社会的主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3对夫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年轻夫妻)1个娃”的需求被摆在了前面。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试管婴儿技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重要组成,被患者广为接受。“实际上,这10%的不孕人群中只有1/10的人是需要试管婴儿途径解决问题的。”北京协和医院生殖中心教授、副主任医师邓成艳告诉记者。

  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这一数字在今天已增长数倍。从2000年开始,新鲜胚胎周期数开始逐年攀升,到2009年攀至5600例。

  新鲜胚胎和冷冻胚胎加起来,到2009年,仅在北医三院就有数万个在体外受精的胚胎(一次会植入超过1个胚胎)经过医生的手被植入到患者体内。

  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生了超过400万名试管婴儿,每年还有超过20万名新的试管婴儿诞生。目前中国各省均有生殖中心,有正规资质的具备试管婴儿技术的单位已超过100多家。

  邓成艳再三强调,不管病人意愿如何强烈,试管婴儿技术仍不能作为法宝滥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

  伴随庞大需求而生的是经济效益。对试管婴儿产业的概念,刘平并不乐意接受:“如果一定要说的话,试管婴儿也是个阳光产业、幸福工程。”

  无论是否可用“产业”形容,试管婴儿技术不菲的费用是事实,其中大半是药剂费。

  首先是促排卵时,女方每天要注射激素,这需要1万多元;随后的取卵和体外受精费用也在1万元左右;如果卵子或胚胎多,可以冷冻储存备用,冷冻费用需要几千元;移植手术费一般在1000元左右。这样一个治疗周期下来,病人平均花费为2万~3万元,还不包括前期的常规检查费。

  这仍不是全部。现在中国的胚胎移植成功率以B超下看见子宫内胎囊为标准,为40%左右,而有的病人做过十几次仍不成功。

  刘平,这位中国最早参与研究试管婴儿技术的学者对记者说,这次诺贝尔奖颁给试管婴儿技术,说明这项技术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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